吳湖帆不是藏界的獨唱者,他有一個強大的朋友圈

所屬類別: 收藏新聞 | 作者: | 來源: 網易收藏(北京) |  2015-12-30 16:40:13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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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 吳湖帆是中國藏界的巨擘。他曾抨擊那種“玩鈔票”而不識古書畫真實價值的收藏界怪相。然而在藏界,他是領頭人卻不只是獨唱者。他和他的收藏朋友圈成就了一段段文人佳話。

  

吳湖帆

 

  吳湖帆

  海上著名書畫家兼收藏家吳湖帆得其祖、外祖和岳父之蔭,積得古物收藏近半壁江山,已早為世人周知。他進一步更憑自身努力,不斷通過各種方式,豐富、精粹化本身的藏品,這其中的故事經常為人們津津樂道。吳湖帆是過去百年中國收藏界的具識巨擘,然而,他是領頭人卻不只是獨唱者,在他身旁和背后,還有一批分擔著伴唱、和聲部角色的人物。本短文想著眼的,在于回顧他收藏業績并揭示其個性特質的同時,力圖辨析那些和聲和伴唱,以期再現當時某種社會生態與文化風尚。

  翻閱《丑簃日記》會發覺,圍繞著梅景書屋的書畫收藏,主要有三類人物,一是像龐元濟、周湘云、狄平子、譚敬、蔣榖孫、張蔥玉(珩)、孫伯淵、孫邦瑞等收藏界名人,不時出現在吳湖帆日常活動的記載里。在那些把酒迎送、品鑒交往、古董流通之余,尚可發現他身邊一些像沈尹默、葉恭綽、張大千、馮超然、沈劍知等書畫界人士,間或也會發表一些對于收藏觀念、時尚風向的看法。再有就是像古玩商吳賓臣、汲古閣主人曹友卿、裝裱師劉定之、周桂生……這三類人大體上構成了梅景收藏圈子的核心與外圍主力:吳湖帆從他們當中獲取信息、探索行情、確定優劣、積聚實力、實現交易,不斷豐富和完備自己系統的中國藝術品收藏。

  俗稱具有三才亦即“財力、精力、功力”者,方可為收藏家之基礎。論財力,吳湖帆或許不能跟龐虛齋、周湘云、孫邦瑞等兼有地產、企業的人相比、他主要依靠祖傳以及自己的全副身心撲在收藏這條道上執著前行。因此他離不開像沈尹默、葉恭綽、張大千、馮超然這樣的書畫名家輔助左右,日夜切磋,以他的精力和藝術功力不懈地去粗取精、剔偽存真,積蓄自己的私家收藏。

  

南宋 佚名 《鵪鶉圖頁》

 

  南宋 佚名 《鵪鶉圖頁》

  舉例來說,身兼書畫、收藏大家的張大千見多識廣,北宋郭熙的《幽谷圖》軸、元代吳鎮《漁父圖》卷等一批傳世絕品就是通過他的搭橋牽線,成為梅景書屋珍藏的。《幽谷圖》以前藏家是廬山蔡金臺,是由大千攜帶到上海,向吳湖帆推薦的,而吳湖帆用舊藏金任君謨《古柏行》,王蒙、饒介之書畫合卷“由大千經手易吳仲圭《漁父圖》卷,亦一快事!”1931年5月29日,通過曹友卿經手,吳湖帆支付“數千金”得到傳為南宋鄭所南畫的《無根蘭》,吳贊之“可與《梅花喜神譜》同寶”。不過三年,1934年1月27日,此吳藏鄭氏《蘭花》經過徐竹蓀中介,便以5700元售與龐元濟。吳湖帆得到《鄭蘭》不久,曹友卿又攜來張中(子政)《芙蓉雙鴛圖》,吳以800元代價收為己有。

  

北宋 郭熙 《幽谷圖》軸

 

  北宋 郭熙 《幽谷圖》軸

  現代人喜歡探討梅景老人的收藏理念,下述摘抄的幾則日記,應不同程度反映出類似理念及其收藏圈子的信息。“(1931年5月14日)下午劉定之攜來徐枋仿吳仲圭軸……定之云徐畫市價高下以印章多寡為別,可笑也。此畫有七印之多……一輩妄人居然以此為別,不問畫筆好歹,真是怪事。若近日海上諸大收藏家津津樂道印章多寡,自夸鑒別之精,問以如何好處,古書古畫何從可貴,皆瞠目不能語,皆憑得價之貴賤為標準,直可玩鈔票為愈耳。大腹賈好談風雅,其實目不識丁,何足以語書畫妙處。”

  1933年1月29日又記“張大千來,談論觀古畫海上幾無可談之人,收藏家之眼光以名之大小為標準,一畫以題跋之多寡、著錄之家數為斷,往往重紙輕絹,畫之好壞不論也。骨董伙之眼光以紙本之潔白、名字之時否為標準,畫之有意義無意義不懂也。書畫家之眼光以合己意為標準,附和買畫者以耳熟習聞為標準,此畫之有無價值不識也”。

  吳湖帆深感收藏對于文化承傳的意義,一次談及清安岐的《墨緣匯觀》(1933年1月31日),他認為:“名襲以傳,近人之談收藏者亦引為考據,娓娓仰奉。噫,安氏智哉!按:安氏為朝鮮人,明珠枋國時賄賂通私,明敗而安亦沒藉,所藏畫歸內府矣。觀安之所藏,未嘗見有只字,安之無文可知,校項子京亦不可同語,況若文若董哉。噫,今日收藏者恐并安之不若也多矣,此亦書畫之一厄也。”

  從親身過目的古畫中,吳湖帆體察到明末項元汴與清初安岐的鑒賞水平,他抨擊那種“玩鈔票”而不識古書畫真實價值的收藏界怪相,對徒為金錢財富著眼的好事者、投資者憂慮,為不講文化的收藏活動憂慮。他所評價身邊之人,如“沈劍知畫派甚正,目光亦不偏,鑒別力殊深刻,所嫌看得不多,再多觀摩,必成鑒別專家無疑。近日不可多得之同志也”。“劉定之以裝潢著名,無足怪也。定之人極誠實,其藝絕佳,惜不能識畫耳。”他之熱心結社創作、組織觀摩展覽,收徒傳教,正是為著培養人才,以弘揚中華畫學為繼絕弘念。

  因此,當有人持偽本蘇軾書《歸去來辭》來求題跋時,雖前人高士奇、梁章鉅皆誤為真跡,吳湖帆則仗義執言之曰偽,拒絕不題,使彼殊懊喪而去。對于社會上眾說紛紜的故宮審畫案,吳湖帆認為:“故宮之馬麟畫《層疊冰綃》(絹本,至精)、江貫道《千里江山圖》卷(絹本,至精)、趙松雪《古木竹石》(晚年時作)、王煙客為其婿畫杜詩意十二幀(煙客中第一精品也,七十四歲作)。以上四件及黃庭堅仿懷素書卷等若干件,俱被法院封存。法院根本不知,僅就一名為鑒定人之老糊涂顛倒黑白、亂點鴛鴦的判斷而已。古人何罪?精神上大吃官司,冤哉枉也!法院之無識可想而知,而所請鑒定人之無識,真該死也。”表達了巨大的義憤。

  下面,略微介紹幾位梅景書屋收藏圈子的人物。

  

1946年12月吳湖帆與友人攝于黃山藝苑(右起鄭午昌、張充仁、張大千、吳湖帆、許士騏、汪亞塵、顏文樑)。

 

  1946年12月吳湖帆與友人攝于黃山藝苑(右起鄭午昌、張充仁、張大千、吳湖帆、許士騏、汪亞塵、顏文樑)。

  蔣谷孫(1902-1973)名祖詒,字谷孫,浙江湖州人。其父蔣汝藻(1877-1954),字孟萍,號樂庵,清光緒二十九年舉人,曾官學部總務司郎中,參加辛亥革命,任浙江軍政府鹽政局長,為浙江有影響的實業家,并為藏書世家,以密韻樓名世。20世紀初,受盧芹齋之邀,主持北京來遠公司,經營、收購古玩字畫。谷孫本人居上海期間,以精鑒碑帖、版本、書畫聞名,1940年代末攜家藏渡臺,曾任臺灣大學教授,著有《思適齋集外書跋輯存》等。

  吳湖帆收藏的不少精品,都經過蔣谷孫的中介,比如他以1800元獲得明吳偉《鐵笛圖》卷,即是如此;吳蔣兩人之間互易藏品更屬常事,像蔣谷孫看中了梅景所藏的宋刻本《道德經》,便以自己收藏的唐寅《騎驢歸興圖》軸和毛抄《盤洲樂章集》一冊兩相交易,后來成為吳家藏品的明陸師道《秋林觀瀑圖》軸和李流芳金箋《山水圖》軸,也是用吳家舊藏的元刻本《圖繪寶鑒》向蔣谷孫換來的。平時,吳蔣交游密切,或一同游逛畫店,賞析書畫,為藏品題跋,或同赴戲院聽馬連良唱全本《三娘教子》。一次,蔣谷孫還邀請法國駐華使館秘書、伯希和弟子杜博思拜訪梅景書屋,觀賞吳氏藏畫,老人驚訝于這位法國人喜愛王原祁畫的程度,感嘆“其根柢見解可想象矣”!

  1929年末,蔣谷孫收得北宋《淳化閣帖》最善本,大喜過望,新取齋號“官帖簃”,并囑托吳湖帆為之作《官帖簃圖》,吳畫完便在左上題跋道:“谷孫道兄收藏宋拓淳化祖本三卷,賈師憲悅生堂舊物,明季歸孫氏閑者軒者,凡六七八三卷,皆王右軍書,為海內閣帖之冠。己巳冬日屬圖冊端。吳湖帆并記于四歐堂。”此帖隨蔣氏遷居臺灣后流散海外,于2003年由上海博物館購歸芰藏。

  吳蔣交往間,時有不愉快事。比如1938年6月26日,曹友卿攜帶來《漢侯獲碑》二軸,元拓《史晨前后碑》二本,明拓《景君》、《韓敕》、《鄭固》三碑等到吳家。以上五種漢碑皆為梅景外祖沈公遺物,是去年吳湖帆為了托蔣谷孫經售梁楷的畫交給蔣的。結果梁畫未成交,吳湖帆欲索還,蔣卻不肯,索之再三,終不理會。于是吳湖帆在一次觀賞蔣氏藏倪瓚的《江渚風林圖》,便有意扣住此倪畫將近一個月,蔣才不得不將原物歸還。

  提起傳世的宋人《睢陽五老圖》冊,蔣谷孫難逃致使國寶離散之罪。在晚清民初時《睢陽五老圖》已經遭遇一段急速換主的坎坷經歷。同光年間,所有者狄曼農視為至寶,其官江西時因此被奪官。(參見狄平子《平等閣筆記》)越人王霞軒得手,便獻媚將之送贈內閣大學士左中棠,左覺得此圖當屬五老后裔,題跋后仍歸還王氏。光緒十五年(1890,見盛跋)王以三百金售于清宗室、國子監祭酒盛昱,盛去世后旋即歸畫商景樸蓀。1915年秋吳興蔣汝藻(孟萍)自景氏半畝園購獲此冊。

  1930年代末,吳湖帆曾在吳興張靜江處觀賞過,感嘆“故家文物流傳易主之迅,未有若此者也”!再次見到時已經是1943年,但只剩下殘本,手翻片斷,吳湖帆滿腹愁緒地寫道:“五老宋畫原象藏狄氏時尚存,聞為吳興蔣氏分售歐美,不知何日得慶完璧?千秋功罪自有定評。”原來在二戰期末,蔣谷孫串通張靜江的通運公司,將《睢陽五老圖》送往歐美兜售,使宋人畫的五老像和部分題跋現分藏于大都會博物館、佛利爾博物館與耶魯大學博物館。剩下部分為已得明人尤求摹本的海上藏家孫煜峰所藏,后一并捐贈上海博物館。(參見陳定山《春申舊聞》)

  

清 華喦 《嬰戲圖冊》

 

  清 華喦 《嬰戲圖冊》

  孫邦瑞(1903-1972)是海上實業家、古書畫收藏名家孫煜峰(1901-1967)的胞弟,江蘇江陰人。孫邦瑞也酷愛收藏,與吳湖帆有通家之誼,其藏品多由吳氏鑒定、題跋。1939年4月,吳湖帆籌劃同仁藏古畫展覽,孫邦瑞送展的藏畫有:陳道復的《紅梨卷》、沈顥(石天)的《秋林道話圖》、王翚早年佳品《寒塘鸂鶒》和《仿大癡山水》、蕭云從的《書畫卷》、查士標的《南村草堂圖》、倪元璐的字軸、王原祁《仿松雪》、董邦達和錢維城的四尺對幅,在吳湖帆看來,這些藏品的名頭和品質,相對其他人(包括錢鏡塘的)“真而甚惡俗”者益顯上乘。孫邦瑞藏品中査士標的設色細筆《南村草堂圖》,原本紙經霉蛀,十分可惜,于是他托了吳湖帆為之修復補筆。

  孫邦瑞也是《丑簃日記》中提到的常客。他常陪吳湖帆逛街,他們合作購買“四王”山水、一同試乘雙層客車,孫饋贈吳府糯米荔枝。1963年吳湖帆七十壽辰時,孫邦瑞送400支藍牡丹牌香煙作賀禮。他曾持所借楊凝式《韭花帖》卷,約沈尹默赴吳湖帆家同觀。帶著文嘉《曲水園》卷,陳道復《紅梨》卷、陳繼儒書冊,董其昌《曉山圖》卷和莫是龍書卷向梅景老人推薦。吳湖帆遺失了二十多年的珍藏《愙齋公手書金石書畫草目卅六葉》,于1940年(庚辰正月)以自畫冊二幀易得復歸,從中和會而成的人,正是孫邦瑞。而吳湖帆收下孫邦瑞饋贈的王武花卉冊之后,便將自己家中曾經清王士禎收藏過的李流芳八開《山水冊》(今上博藏)作為回報“嘉惠于萬一”。另有一件惲壽平的《攜尊踏雪圖》卷,用沒骨法,青綠、朱粉相映,可謂惲畫中絕無僅見之品。因關系到孫邦瑞家鄉江陰的文獻,吳湖帆也將之轉贈孫邦瑞了。

  一日午后,孫邦瑞訪梅景書屋,攜帶著文徵明小幅真跡,還有八大山人、王原祁、張元舉畫扇,俱佳。尤其是后者,因為作者張元舉是陳道復的外孫,畫不多見。吳氏便托孫邦瑞代為論價,以備配入他專門編輯的《吳中明賢扇冊》當中。1938年3月12日,孫邦瑞又與吳湖帆談到,昨日在榮寶齋見《公孫僑碑》一冊,因為聽說吳湖帆曾經為此還過價,便問起此碑。吳氏告知自己并未還價,那東西卻甚好。孫邦瑞聞之,立刻去電話問:還在否?結果卻已賣掉了,為之懊喪不已。吳湖帆說起這件碑帖曾有人持來向他索要1000元,而榮寶齋僅索孫邦瑞150元,今又以180元出售,故孫邦瑞特別后悔。

  書畫收藏上的得失悲喜固然有趣,人生道路上的相輔相侍更值得記敘。在潘靜淑去世那段日子里,是孫邦瑞等友人悉心陪伴,殯禮送葬,為之分憂,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  馮超然(1882-1954)名迥,以字行,號滌舸,江蘇常州人,晚年居上海嵩山路,顏其居云“嵩山草堂”。擅長丹青,早年精于仕女,后專攻山水,亦精書法篆刻,與吳湖帆、吳待秋、吳子深共有海上畫壇“三吳一馮”贊譽。據鄭逸梅回憶,1919年37歲的馮超然定居上海嵩山路時,吳湖帆一家尚住蘇州,后欲遷居滬上,結果找到的地方“與嵩山草堂望衡對宇,便是超然為湖帆代賃的”。兩家在同一條嵩山路上,吳家88號,馮超然家90號,相鄰沒有幾分鐘的路。“湖帆家的前門,斜對超然家的后門,同一里弄。”兩人同為滬上畫壇“三吳一馮”中名人,同樣喜好收藏,往往晝夜接納賓朋,清夜才致力于藝事,所以往來十分頻繁。在《丑簃日記》里,不時可以讀到“晨訪”或者“夜訪馮府”的記載。1937年元旦,已經是午后,吳湖帆趨步馮超然處,結果馮尚未起身,不遇乃歸。師長輩的王同愈七十八歲病逝后,留下了一堆畫債,吳馮就各自分擔了一半定件。看到梅景老人外科醫生般地對所藏古書畫動起手術,裁切重裝補全,馮超然禁不住感嘆:“我是下不了這種辣手的。”

  1932年初,馮超然在梅景書屋觀賞吳湖帆新入藏的陸治《元夜燕集圖》卷,觀后感興不已,題跋道:“此圖為包山子真跡,舊藏寒碧山莊,今為丑簃所獲。值此擾攘之秋,吾儕猶能日夕談藝,以古物自娛,至足樂也。滌舸附識。”也許是太激動了,在鈐朱文“嵩山居士”方印時,還不慎將印章拿倒了,如今在原作拖尾留下了這一真實的歷史印記。

  在馮超然記憶里,能與吳湖帆等知音同賞古書名畫,雖值“擾攘之秋,吾儕猶能日夕談藝,以古物自娛,至足樂也”。不啻他們共享所寄情的精神家園,甚感幸福。潘靜淑故世后,吳湖帆以亡妻名句“綠遍池塘草”征求友人作詩畫紀念,結果“畫中第一交卷者為馮超然先生”,“是亦余生平交誼所感也。”(第268頁)

  黃仲明(1893-1958)名經綽,以字行,湖南長沙人。畢業于湖南政法學堂,民國初進商務印書館,歷任襄理、協理,后自辦中聯印刷公司,1949年出售家藏古畫文物,創辦大眾美術出版社,后組合進人民美術出版社任副社長,與吳湖帆交往甚密,今存“朵云軒”店招,即其集米字設計而成。

  上海博物館所藏元代趙雍《青影紅心圖》軸上,有“黃仲明氏”鑒藏印記;同處藏明代陳洪綬《花鳥昆蟲圖》卷后,有吳湖帆題跋:“前日仲明丈攜示老蓮此卷,適大千自蜀中來,相與共賞,嘆觀止矣。”和張大千題跋:“己卯(1939)十一月十日,仲明先生出觀老蓮花鳥昆蟲卷子,歡喜贊嘆題名于后。大千張爰。”此圖繪桃、菊、梅、竹、牽牛、萱花等花卉,有鳥雀、蛺蝶、螳螂穿插其中,除菊葉用沒骨法,其余皆以雙勾設色,極盡妍態,是老蓮傳世最為精心的花鳥畫代表作之一。吳湖帆題于本幅末尾的第一次跋語“陳悔遲真跡,后學吳湖帆鑒定”。系為原收藏者黃仲明作的鑒定。第二次吳跋就記敘了,適逢張大千自四川來滬,他們共同品賞名畫的情景。

  

1943年,吳湖帆五十歲時,吳少蘊為寫像、朱梅邨補身、張子靖畫馬、吳湖帆自仿唐伯虎畫法補景并題跋的作品。

 

  1943年,吳湖帆五十歲時,吳少蘊為寫像、朱梅邨補身、張子靖畫馬、吳湖帆自仿唐伯虎畫法補景并題跋的作品。

  《丑簃日記》記錄了諸多與黃仲明的往來交集,比如1937年3月7日記:“仲明攜宋畫小幅,款一‘逵’字,不知是否馬逵,確非添款,畫不佳,甚舊耳,蓋舊假馬逵也。”1939年2月26日記:“黃仲明來。出示元張孔孫畫,俗筆而已,不足賞玩,勸仲明去之。”同日又記:“仲明借去仇實父《白描觀音》、劉彥沖《送子觀音》兩圖,商務書館要照相付印《觀音像冊》。”

  又比如1939年3月13日記:“仲明帶來緞本石田畫,的真,惜太寥,又乏,款書則特佳,印章亦可靠。仲明廉價所收,故甚得意。”像黃氏這樣既有興趣于古畫收藏,又不恥下問的勤奮求學者,在與鑒藏大師的請益過程中,增長了學識,擴大了收藏,終于成為一個頗有收獲的實踐者。

  跟吳黃相關的,恐怕無過于鑒藏元代黃公望晚年之作《九峰雪霽圖》軸的經歷更為有趣了。

  今藏故宮博物院的絹本《九峰雪霽圖》軸系81歲的黃公望贈友人班惟志的精心之作。圖下方鈐有“黃樓”、“黃仲明氏”二印,曾于1938年間為黃氏所得。吳湖帆1938年6月26日日記曰:“邦達帶大癡《九峰雪霽圖》照片來,以為真跡,非常醉心。然此畫余雖未見,覺浮滑不沉著,筆致復纖弱無力,款字亦不佳,絕不真,雖有棠邨印無用也。梁棠邨鑒定印章前五六年多不注意,余極力提倡梁之鑒別在安氏之上,近年一輩子都捧梁甚力,邦達之醉此畫亦一時風尚也。”可見初見此圖時,吳湖帆的一種看法。

  時隔不到一年(1939年3月27日),又從《日記》讀到:“黃大癡畫真跡,余歷年所見,皆不可靠者居多,惟前年龐萊翁所收之《富春大嶺圖》與余去年所得之《富春山居》焚余殘卷兩件,皆著名劇跡。余為黃仲明去年所得之絹本《九峰雪霽圖》,乃梁蕉林舊物,雖不及兩《富春》,亦尚佳。”由此可以看出吳氏對此件古畫認識的一個轉化過程。而《九峰雪霽圖》的傳世,對后人認識黃公望繪畫多樣性影響至深。他不但學董源巨然、有《富春山居圖》傳世,此外,這位元代山水畫大家也師法荊浩、關仝和李成,借地為雪,畫雪景寒林取得了杰出的成就。

  后來據了解,黃仲明為了發展他的印刷出版事業,采購機械而出讓自己的收藏。其中最著名的黃公望《九峰雪霽圖》今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。

  作者系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研究員,本文系節選,原文將收錄于上博編《吳湖帆的手與眼》,2015年12月,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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